孙英龙：今天的柬埔寨，正面对一道看似无法回避的选择题。一边，是来自中国的资本、工厂、设备、工程能力和供应链；另一边，是吸收柬埔寨大宗商品、支撑制造业就业的美国市场。
如果进一步依赖中国投资，柬埔寨可能获得更多产业项目，却要面对美国关税、原产地审查和供应链安全压力；如果为了维护美国市场而主动疏远中国，柬埔寨又未必能够获得足以替代中国的制造业投资和不容忽视的就业问题。
一边是投资，一边是市场：选择还是平衡？
那么，柬埔寨究竟应该选择投资，还是选择市场？这道题看似必须二选一，实际上问题本身可能就是错的。
因为没有投资，就没有工厂和产品；没有市场，建起来的工厂也无法生存。
柬埔寨真正需要选择的，不是中国还是美国，而是什么样的投资能够形成柬埔寨真正的产业优势，又以什么样的产品和规则进入美国及全球市场。
美国要制造业回流，中国要产业走出去
理解柬埔寨面临的两难，首先要看清中美两国正在做什么。
特朗普两个任期的经济政策虽然在工具和力度上有所变化，但核心目标始终明确：让制造业回到美国，让投资进入美国，让更多供应链和就业留在美国。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主要通过对华关税、贸易谈判和供应链安全推动制造业回流；第二任期则进一步把关税、市场准入和企业赴美投资结合起来。
美国设置投资加速机制，对钢铁、铝、半导体等战略产业加强保护，并尝试通过关税优惠和市场准入，换取跨国企业在美国建厂、扩产和增加就业。美国正在用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交换本土产业能力。
中国则处在另一个方向上。
经过数十年工业化，中国已经形成完整的材料、设备、技术、人才、资本和供应链体系。部分行业已经进入成熟期，国内市场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竞争；叠加成本变化、国际贸易壁垒和供应链重构，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需要在海外配置产能、寻找市场并分散风险。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743.8亿美元，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超过5万家境外企业。
这说明，中国不仅有能力输出产业，也有重新配置产业的现实需求，更拥有能够实施跨境投资的企业、资本和供应链。
一个大国试图把制造业拉回本土，另一个大国则在推动产业全球配置。
而柬埔寨，恰好处在这两股力量的交汇处。
柬埔寨工业经济的发展依赖投资，也不能没有订单。讨论柬埔寨如何在中美之间选择，不能只看外交关系，更要看经济结构。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美国约占柬埔寨商品出口的37.2%，并支撑了约30.9%的正规制造业就业；中国则占柬埔寨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65.5%。
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中国在相当程度上为柬埔寨提供了资本和生产能力，美国则为这些生产能力提供了重要的终端市场。
许多柬埔寨工厂依靠中国企业投资，使用中国的设备、原材料和管理体系，最后把服装、鞋类、箱包、自行车、家具和其他消费品出口到美国市场。
所以，中国投资与美国市场不是两个可以轻易互相替代的选项。
失去中国投资，柬埔寨可能缺少足够的工厂、设备和供应链；失去美国市场，大量出口型企业则可能失去订单、外汇收入和就业岗位。
柬埔寨真正面对的，不是选择中国或者选择美国，而是如何让中国投资建设的工厂，生产真正属于柬埔寨的产品，并以可信的原产地和合规体系进入美国市场。
中国能够带来产业，但柬埔寨必须对投资做相应的选择
对现阶段的柬埔寨而言，中国最大的价值是摆在眼前最为现实的产业供给能力。
中国企业能够同时带来资金、机器设备、工程建设、原材料、管理人才、客户和产业上下游的供应商。这样的系统化能力，是许多国家短期内难以替代的。
柬埔寨这个阶段需要的，还不是最尖端技术。普通制造业、农产品加工、家居建材、电子装配、汽车零部件、机械维修、物流和工业服务，是能够创造就业、培养技术工人并扩大出口的重要选项。
一个在中国进入成熟期的产业，放到仍处于工业化早期的柬埔寨，可能依然具有明显的发展价值。
但柬埔寨需要中国投资，不等于应该接受所有中国资本。如果进入柬埔寨的资本主要流向房地产投机、赌场和短期套利，不仅无法建立产业，反而会损害金融安全和经济结构。
即使是真正的制造业投资，也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它究竟是在建设柬埔寨产业，还是仅仅借用柬埔寨的土地、劳动力和原产地？
如果原材料来自中国，设备来自中国，管理层来自中国，供应商来自中国，产品再出口美国，而柬埔寨只提供土地、厂房和低工资劳动力，那么这种投资虽然能够创造部分就业，却很难形成完整的本地产业能力。
因此，柬埔寨需要做的不是拒绝中国资本，而是提高选择中国资本的能力。这个衡量标准不应只是投资金额和工厂数量，还应包括：创造了多少长期就业；培养了多少本地技术人员；使用了多少柬埔寨供应商；留下了多少税收；是否形成真实生产和本地增值；是否能够带动上下游产业。
不能把资本的国籍，当成判断投资质量的唯一标准。
美国能够提供市场，但未必会提供工厂
美国市场对柬埔寨极其重要，但柬埔寨也必须认清一个基本事实：特朗普政府的首要目标是美国制造，不是柬埔寨制造。美国希望柬埔寨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改善劳动标准、提高供应链透明度，并防止第三国借道柬埔寨规避美国关税。这些要求会提高企业的短期合规成本，却有助于维护柬埔寨制造的国际信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像中国一样向柬埔寨大规模转移工厂、设备和完整供应链。根据美柬对等贸易安排，美国对多数柬埔寨商品维持19%的对等关税，柬埔寨则要取消对美国商品的关税。
这是一种明显不对称的市场关系。柬埔寨需要美国市场，美国却不必依赖柬埔寨生产。柬埔寨具有谈判价值，却还没有足够强的议价能力。
美国能够带来的，不只是订单，还包括国际标准、技术、金融、数字经济、教育和专业服务。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有助于柬埔寨降低对单一投资来源的依赖，同时也可能获得美方更多认同。
但如果柬埔寨为了维护美国市场而疏远中国，却没有换来足够的美国制造业投资，结果可能是失去产业来源，也没有获得新的产业投资。
这是柬埔寨第一种“两头落空”的风险。而更加危险的是，产业和市场同时失去。
柬埔寨的第二种风险比两头落空更加直接。中国企业因为担忧美国关税、制裁和原产地审查，不敢继续投资柬埔寨；美国又因为柬埔寨与中国供应链联系密切，对柬埔寨商品设置更严格的审查和市场壁垒。
最终，柬埔寨既没有得到足够的产业投资，也失去了出口订单。
还有第三种比两头落空更加隐蔽的风险。那就是中国投资仍然在增加，美国出口依然在增长，宏观数据看上去还不错，但柬埔寨没有形成自己的供应商、工程师、技术体系、品牌、资本和产业服务的能力。
工厂属于外资，设备依赖进口，关键技术掌握在外国团队手中，市场也由海外买家控制。一旦国际关系变化，企业可以迁移，订单可以转移，柬埔寨留下的可能只有厂房、土地和失去工作与收入的工人。
从数字上看，柬埔寨拥有制造业；从能力上看，却仍然没有真正掌握制造业，这才是最需要警惕的情况。
战略平衡不等于来回摇摆
柬埔寨当然需要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但平衡与摇摆不是一回事。
战略平衡意味着国家目标明确、合作标准明确、政策底线稳定，并且能够根据本国长期利益管理大国关系。摇摆则意味着缺少产业方向，根据短期压力不断改变承诺，把大国竞争当成临时要价的工具。
如果没有自己的产业战略，所谓“不选边”就可能变成：中国项目来了就接受，美国施压以后再整改；关税提高了就谈判，投资减少了再招商。这不是战略自主，而是被动应对。
真正的战略自主，不是同时向中国和美国表达友好，而是让所有国家的资本都遵守一套符合柬埔寨国家利益的标准：能否形成真实生产？能否创造稳定就业？能否培养柬埔寨技术人员？能否带动本地供应商体系？能否经受原产地审查？能否进入多个国际市场？离开税收优惠以后，企业还能不能生存？
谁能帮助柬埔寨建立这些能力，谁就是最重要合作伙伴。
柬埔寨应该选择怎样的投资、守住怎样的市场
柬埔寨不能在投资和市场之间二选一。
柬埔寨真正应该选择的，是能够形成真实产业的投资，并以真实的本地增值守住美国及全球市场。
首先，应对输美产业建立严格的原产地、海关和供应链追踪体系，明确区分真实制造与简单转口。保护原产地信用，就是保护整个国家的出口权。任何企业通过虚假原产地获得的短期利益，都可能转化为柬埔寨整个制造业的长期代价。
其次，应要求重点外资项目建立本地采购、技术培训和人才培养计划。
柬埔寨不能只统计批准了多少投资、建设了多少工厂，还应统计形成了多少本地供应商、培养了多少工程师、留下了多少技术和税收。
再次，应当利用中国的产业能力，同时扩大日本、韩国、欧洲、美国和东盟内部的投资来源，避免任何单一国家形成结构性依赖。
还有一点是，美国市场不能丢，但也不能成为唯一的出口市场。柬埔寨需要同时发展中国、欧盟、东盟、中东及其他新兴市场，提高抵御单一国家市场政策变化的能力。
最后，柬埔寨必须从“项目招商”转向“产业建设”。
企业进入，不等于产业形成；出口增长，也不等于工业化完成。
只有当资本、人才、供应商、物流、技术和市场在柬埔寨内部形成连接，外资工厂才可能逐渐变成柬埔寨的产业。
柬埔寨要走出的，不只是中美两难
柬埔寨不能失去中国的产业能力，也不能失去美国的消费市场。但柬埔寨更不能永远依靠中国建厂、美国买单，而自己只提供土地和劳动力。
这种模式可以带来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却难以带来真正的经济自主。
更合理的选择应该是：利用中国的资本、设备和供应链建设生产能力，利用美国及全球市场检验柬埔寨制造的竞争力，再把供应商、技术人才、税收和产业服务真正留在本国。
所以，柬埔寨需要选择的，不是中国还是美国。
而是选择什么样的投资、建立什么样的产业，以及如何让外部资本最终变成柬埔寨自己的产业能力和经济能力。
如果能够完成这一步，中国投资与美国市场就不再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而会成为柬埔寨工业化可以同时利用的两种资源。
如果不能完成这一步，柬埔寨最大的风险就不是选错一边，而是在不断摇摆中失去两头！
文：孙英龙
责任编辑：孙禹涔
作者为旅居柬埔寨的华侨、柬埔寨经济与财经部产业顾问、加华证券产业顾问、柬埔寨产业与经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现为柬埔寨产经媒体Khmer Industrial Economy《高棉产经》（原Khmer Times中文网）出版人/总编辑、新加坡普恩特商业（拍卖）董事、执行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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