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颖：2025年12月18日，柬埔寨国家建筑技术法规委员会在土地管理、城市规划和建设部主持下召开会议，由副首相兼部长赛·萨马尔出席，多部门、私营部门及学术机构共同参与，通过了关于实施与建筑装配构件相关技术法规的声明草案，框架涵盖设计安全、电气安全、施工管理及纠纷解决指引，并明确以2026–2028年为窗口期，制定系统性降低风险的行动计划。对政策制定者和长期资本而言，这标志着柬埔寨城市化进入中段后，增长模式正从单纯的“拿地快建”，转向以可预期、可追责规则为基础的“可监管增长”。
12月18日柬埔寨国家建筑技术法规委员会召开会议
建筑标准：从工程细则到“制度型基础设施”
建筑标准正工程师之间的内部技术行话跃升为“制度型基础设施”。在高度依赖外资、工业园区和房地产融资的经济体中，它与路网、电网同等重要：它不仅决定楼宇能否落成，更决定了资本的风险定价逻辑，以及资产能否获得长期资本的入场券。
当标准缺位或执行松散时，工程事故、质量纠纷和产权不确定性构成一种难以量化、难以对冲的系统性风险，金融机构只能通过提高利率、缩短期限、增加担保来整体加价，优质项目被迫为模糊买单。只有建立清晰、可执行、可追责的技术法规，结构安全、电气系统、防火设计等关键环节才能被拆解成可审查的技术指标，风险才有可能被“制度化压缩”。从这个意义上看，建筑标准不再是发展之后的精装修，而是长期资本进入之前必须搭好的骨架。
建筑标准正在成为连接物理城市与金融城市的“制度接口”。缺乏可验证标准的项目难以进入REITs、保险资金或主权基金的资产池，只能停留在开发商与单一资金方之间的“项目型资产”。一旦标准具备可审计、可评级、可跨境对标的特性，这些资产才有机会完成从“水泥壳子”到“金融产品”的跃迁，获得更长期、更低成本、来源更多元的资金支持。
行业洗牌：谁能享受“合规红利”？谁被拦在门槛外？
新一轮建筑标准的前置化，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一次行业竞争格局的重组。
规范化建筑公司的“制度红利”：长期坚持高标准、拥有完善质量控制体系的国际承包商和规范化本地企业，将首次在制度层面告别“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在过去，严格遵守安全和质量规范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成本，而缺乏统一标准和有效监管，使得低质低价竞标者能够依靠压缩工期、降低材料等级获得项目。随着技术标准被纳入许可、验收和纠纷解决的全链条，合规成本从“额外负担”变成“准入门槛”，专业能力和流程管理开始被价格之外的制度语言重新认定。
“作坊式”建筑公司生存挑战：相对应地，习惯于“经验驱动、模糊合规”的小型施工队和作坊式企业，将在2026–2028年的窗口期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对这些主体而言，问题不仅是能否通过一次验收，而是能否建立起可复用的标准化设计、质量记录、用材追踪和安全管控体系。如果无法在窗口期内完成制度化改造，它们会在投标、融资、保险和司法纠纷中被系统性边缘化，被迫退回到低风险、低附加值的边缘市场。
这场洗牌不会一夜之间完成，但方向已经清晰：合规红利不再只是大企业之间的“内部游戏”，而是整个行业重排座次的核心变量。
“快建模式”的隐性代价：从事故到金融折价
柬埔寨过去十余年的建设投资长期处于高位，住宅、园区和基础设施在短时间内密集落地，城市化表观速度远超人们的心理预期。据国土规划与建设部最新统计，今年柬埔寨建筑业投资额达73.2亿美元，同比增长69%。
这样的“快建模式”在早期具有现实合理性——土地价格低、劳动力充足、监管弹性大，让城市空间得以迅速成型，为产业提供了急需的物理载体。但随着体量扩大、结构复杂度上升，隐性代价也在一环一环地显性化。
1.质量黑盒：被透支的长期资产安全
据长期从事建筑实业的柬埔寨老华侨观察，过去十余年的“快建模式”掩盖了严重的施工漏洞。部分开发商在拿地后略过基础的地质勘察直接动工，甚至在“填河造岛”项目中违规使用质量不过关的泥沙进行回填。这种模式下，项目在交付初期或许外观亮丽，但在地基稳定性、结构寿命等关键维度埋下了巨大的“延时炸弹”。正如他所忧虑的：十年、二十年后的结构沉降与安全风险由谁买单？这种对长期资产安全极不负责的短视思维，正是当前建筑行业亟待制度化出清的弊端。
2.司法成本：被推迟支付的“不确定性利息”
在缺乏统一技术标尺的情况下，一旦这些地基或结构隐患进入司法程序，往往陷入“专家各执一词”的拉锯。法官与仲裁者缺少国家级的技术尺子，导致裁量空间过大、案件周期拉长，直接拖累项目现金流。模糊并没有节省成本，而是将成本从施工阶段推迟到了司法与金融阶段，迫使资产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持续支付“不确定性利息”。
3.产业天花板：外资避险导致的“高附加值缺失”
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制造企业选择布局柬埔寨，但其决策逻辑远比“地价+税收优惠”复杂。一座厂房结构是否支持未来的设备升级和扩建？电气系统能否满足自动化和数字化改造的负荷需求？防火与疏散设计是否符合其母国或区域的责任标准？如果这些问题只能通过个别承包商的口头保证，而没有制度化答案，企业自然倾向于低承诺的装配型投资，避免在本地沉淀更高附加值功能。短期看，土地和劳动力仍然有吸引力；长期看，本地无法成为高附加值产业“安家落户”的首选地。
4.金融折价：模糊性带来的“估值缩水”
缺乏统一标准意味着保险公司难以建立精算模型，再保险安排受限，高价值资产在二级市场上必须被整体打折；银行则只能用“经验+背景+关系”来判断项目质量，将原本可以拆解为技术指标的风险，打包成一个模糊的“折价系数”。久而久之，“模糊”本身变成最昂贵的成本项——它抬高了整个经济体的资金价格，让守规矩者和不守规矩者一起为不确定性付费。
从物理扩张到主权信用：城市化的“下半场”
这场看似技术性的会议，实则划定了柬埔寨城市化的分界线：从“物理扩张”向“主权信用”的底层跃迁。
如果说城市化上半场的逻辑是“补数量”，依靠廉价土地、人力红利和宽松监管完成从无到有的骨架搭建；那么下半场的命题则是“监管风险”和“高质量增长”。当金融体系与建筑资产深度绑定，继续依赖“野蛮生长”的快建逻辑，只会让系统性风险随规模加速放大。真正成熟的城市化，不在于建筑数量的堆砌，而在于建设活动能否运行在可预期、可监管、可持续的制度轨道上。
这标志着增长驱动力的根本转换：
对国家而言：告别只提供土地与速度的“快建工厂”模式，转向提供低风险、强监管环境的成熟投资目的地。
对资本而言：核心关切从“能不能建得快”转向“资产能持有多久”。唯有规则透明、权责清晰的资产，才能进入全球长期资本的持仓清单。
12月18日的会议绝非普通的行业新闻，它是柬埔寨对接全球新一轮资本周期的前置信号。在最具重量的建筑领域率先完成标准转向，既是在为存量风险兜底，更是为制度驱动的新增长方式预留空间。
文：刘颖
责任编辑：潘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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