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英龙：两个月两家银行遭清算，柬埔寨银行业是否正在进入“硬处置时代”？

2026年开年以来，柬埔寨银行业发生了两件震动整个金融界的大事：1月8日，国家银行（NBC）宣布“太子银行”（Prince Bank）进入清算并停止开展银行业务；2月24日，央行再次宣布“胖大商业银行”（Panda Commercial Bank）被撤销牌照并进入清算程序。两个月，两家商业银行先后“被出清”，其节奏之快、力度之猛，让整个银行业瞬间进入高度紧张的状态。

两个月间两家银行遭遇重大变故，到底是清算还是洗牌？

如此短的时间清算两家商业银行，这不是简单的“市场出清”，而是一次对行业发展预期的重置：柬埔寨针对“问题银行”是否正在进入一个以强制接管与快速清算为特征的“硬处置时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更严肃的问题随之而来——在一个经济体量有限、市场空间有限、银行数量却高度拥挤的经济体，银行业的未来发展之路在哪里？

一、硬处置最伤的不是一家银行，而是“规则的可预期性”

任何银行破产或倒闭都不稀奇，稀奇的是“倒闭是怎样发生的”？在成熟的金融体系中，金融监管最核心的资产之一不是牌照数量、不是资本规模，而是市场对处置规则的信任。

柬埔寨《银行与金融机构法》（Law on Banking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1999）为“问题银行”处置提供了清晰的法定框架：从触发条件、临时接管（provisional administration）、到撤销牌照与进入清算，以及不同情形下法院介入与清算人（liquidator）的法律地位、债权受偿顺序等，都有章可循。

但市场担忧正在集中到一个关键词上：程序在哪里？

银行清算应遵循的法定原则与程序（要点清单）——

依据柬埔寨现行的法律框架，银行清算一般应遵循以下法定原则与关键程序路径（把“应然”写清楚是为了让读者理解“为何市场会恐慌”）：

（一）法定原则：
1、保护存款人/债权人利益优先：处置与清算的核心目标是控制风险扩散、保障存款人和债权人权益；
2、处置可预期且可复制：同类风险应尽量适用同类程序，减少“个案化、临时化”，以避免社会对政策误读；
3、行政措施与司法程序边界清晰：当银行资不抵债并进入破产路径时，应在法律框架下由法院监督清算。

（二）关键程序路径（结构化流程）：
1、触发条件明确：当监管机构认为银行经营或财务状况对偿付能力构成严重威胁时，可启动保护性措施；
2、临时管理/接管（provisional administrator）：作为紧急行政保护措施，管理权被集中，以便评估与稳定局面（含期限与授权安排）；
3、评估偿付能力并决定分流结局：可恢复→解除措施；不可恢复但仍可偿付→撤牌并进入官方控制的清算；若已不偿付→撤牌、停止支付、移交法院并按破产程序推进清算。
4、清算在法院监督下推进，并遵循受偿顺序：清算人依法处置资产、清偿负债，受偿顺序具有强制性。

柬埔寨产业与经济发展研究院特聘顾问孙·索万纳瑞说：“小经济体的金融系统稳定靠的不是‘银行数量’，而是‘规则的可信度’。当市场不再相信‘问题银行’处置的可预期性，市场和投资者信心会以更快速度收缩——而信心收缩会反过来制造更大的系统性压力。”

二、市场小、银行多：结构性矛盾把行业逼到“零和竞争”

把视角从“单一事件”拉回到现实，你会发现柬埔寨银行业本就站在一条狭小的通道里：经济体量有限，但商业银行数量长期高位且仍在持续增加。根据媒体引用央行报告口径，柬埔寨目前有59家商业银行（同时还有大量小微金融机构与农村信贷机构）。这组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

1、市场总容量有天花板：无论消费、制造、外贸、基建，信贷需求最终都受经济总量与产业结构的制约；
2、同质化竞争极端化：在高度美元化金融环境下，银行“拼规模、拼渠道、拼利差”的空间越来越小，竞争很容易滑向“高成本扩张 + 高风险资产偏好”；
3、任何“硬处置”都会被放大：因为行业早已处于“高拥挤度、低容错率”的状态，一丁点儿的监管冲击都可能引发存款迁徙与风险偏好急速逆转。

中国商业银行业的老炮前民生银行行长毛晓峰一语点穿了柬埔寨银行业的困局：柬埔寨经济体量和市场过小，但银行数量太多，要想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冲开一条血路，“直销银行”（依托于移动互联的手机银行）是少有的出路。

“直销银行”模式之所以在柬埔寨具备更强的现实适用性，并不在于“概念先进”，而是因为它踩中了这个国家金融基础设施的真实结构：其一，现有商业银行的物理服务网点与服务能力并未实现全域覆盖，银行服务在空间上仍存在“断层”；其二，柬埔寨的互联网发展路径具有典型的“跨越式特征”——几乎没有经历PC互联网时代便直接进入移动互联时代。更关键的是，智能手机在柬埔寨社会的超强覆盖率，使得账户开立、身份认证、支付结算、贷款申请与贷后管理等关键环节，有机会在移动端完成服务闭环。

对一个“市场小、银行多、成本高、同质化严重”的市场而言，直销银行的意义在于：它不是再去拼更多网点、更多人、更多线下成本，而是用更简洁的组织结构、更低的获客与运营成本，去争取更广的触达与更高的效率。从而在行业极端拥挤的格局里，给银行开辟一条少数仍可能跑通的生存通道。

三、三重外部冲击：资产端、负债端与预期端同时承压

如果说“市场小、银行多”是柬埔寨的长期结构矛盾，那么近期发生的三件事正在把行业推入更现实、更短期的重压环境：
1、柬泰冲突/边境摩擦：边贸与现金流链条变脆。边境紧张会首先冲击边贸、物流、劳工流动与中小企业的现金流。现金流波动一旦扩散，银行资产端最敏感的就是：企业周转贷与贸易相关贷款的逾期风险抬升；

2、电诈清零：短期“抽水式收缩”叠加合规/声誉修复压力。反诈行动的政治意义毋庸置疑，但经济层面必然会出现阶段性收缩：部分城市与业态消费、租赁、服务业的现金流大幅回落，银行在资产端会看到零售与小微客户还款能力波动；在负债与跨境端则会看到对应行关系、合规审查与跨境结算摩擦的上升。

3、政治转向与再平衡的次生效应：风险溢价上升、资金成本上扬。政治与外交关系的再平衡，会通过外国直接投资（FDI）预期、援助节奏、外部融资与市场情绪，最终反映在金融体系的风险溢价与资金成本上——对本就拥挤的银行业而言，这等于把“利润空间”再压薄一层。

正如孙·索万纳瑞判断的那样：当外部冲击叠加内部行业拥挤，“最危险的不是坏账本身，而是银行开始集体收缩风险偏好，信用供给突然塌陷”。一旦信贷收缩先于经济修复现象发生，银行业将陷入“风险上升——收缩放贷——经济更弱——风险更高”的恶性循环。

四、中国的”大重组模式“值得借鉴，但别照搬“动作”要学“逻辑”

能否从中国在区域机场重组、金融机构大幅重组中窥得灵感？答案是当然可行：可以借鉴逻辑，但必须本土化落地。柬埔寨银行业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句“加强监管”，而是一套可落地实施的组合拳：整合——分层——强监管，并配套“处置基础设施工具”。

1、整合（Consolidation）——把“多而散”变成“少而强”

a. 柬埔寨银行业需要一个明确的方向：提高资本充足、流动性、公司治理与反洗钱合规门槛；
b. 用监管门槛的“硬约束”: 倒逼小银行走向并购整合；
c. 形成更清晰的行业梯队：全国性骨干行、专业行、社区/细分、机构各就其位。

这不是“拍脑袋式合并”，而是用规则与门槛让市场自己完成重组。

2、分层（Tiering）——允许“专业化银行”合法存在，而不是逼大家去同一条赛道

a. 分层的核心是：别让所有银行都去抢同一块蛋糕。可落地的差异化方向包括：园区与产业链金融（供应链票据/应收账款/结算闭环）；跨境贸易结算与合规外汇服务（在强合规背景下反而更稀缺）；农业与加工产业金融（与真实出口订单绑定）；
b. 数字零售与直销银行模式：以移动端触达与低成本结构为核心，把“未覆盖区域”的金融服务缺口转化为现有商业银行未触及的增长空间。

3、强监管（Stronger supervision）——强不是“猛”，而是“可预期”

强监管的关键不在“力度”，而在“标准化”。如果行业真的进入硬处置时代，那么监管需要同时交付三件事：
a. 处置节奏可预期：接管——评估——披露——清算的步骤与时间逻辑更透明；
b. 信息披露可验证：让市场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处置的依据是什么；
c. 存款人保护沟通机制更强：让公众知道钱如何取回、怎样申报、时间窗口与路径是什么。

换句话说：银行可以倒，但不能乱；银行也可以关，但要按程序明明白白的关。

五、把重建信心当成硬处置的目的

两个月内两家银行进入清算，给柬埔寨银行业发出的信号已经足够明确：旧的宽松时代可能结束了，新的“硬处置时代”正在到来。在新的发展时期，行业真正的分水岭不是规模大小，而是以下三项能力：

1、合规能力：能否通过更严的审查与对应行关系压力；
2、低成本运营能力：能否在小市场里活得更轻、更快、更数字化；
3、风险定价与资产质量保障能力：能否不靠“高风险换增长”。

借鉴中国的“大重组”模式，最该学的不是“合并动作”本身，而是其底层的运作路线：用整合降低行业拥挤，用分层提升效率，用强监管重建规则信任，用标准化处置重建市场预期。

当这条路走通了，柬埔寨银行业才有可能从“无序的竞争”回到“创新务实服务”的正循环。也只有这样，硬处置才会从恐慌的源头变成控制系统性风险的“阀门”。

文：孙英龙

责任编辑：禹涔

作者为旅居柬埔寨的华侨、柬埔寨财经部产业顾问、柬埔寨产业与经济发展研究院创始人，现为柬埔寨产经媒体Khmer Times中文网出版人/总编辑、Khmer Industrial Economy出版人/总编辑，普恩特商业（新加坡）董事、执行总裁。

上一个： 孙英龙：驾驭AI，让人工智能成为你的“倚天屠龙剑” 下一个： 记者手记｜我们不是“备胎”——在金边，听洪玛奈首相如何重新定义东盟